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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杂的，任何人想用一句简单的口号或单一的原因，来解释所有的现象，都过于武断（逻辑上的全称命题在现实世界中，根本缺乏经验意义），更何况“五四”运动的时代价值，不在于它是否为中国指出一个正确的路向，而在于它提供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反省的动力。事实上，在“五四”时期批评儒家的人，根本就不一定懂得儒家，孔老夫子只不过是“革命行动”中争取群众的“替死鬼”而已！ 儒家是不是该为两千多年来中国所有的罪恶负责，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，除非真正是研究儒家的内在精神，再加上了解历史的外在情境，否则很难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。我认为柏杨先生只在历史的外在情境上打转，不了解儒家的真精神，所以把很多不是儒家的东西，都当成儒家。事实上这就是一般“治史而不治思想”的知识分子所犯的通病。 我建议柏杨先生研究...